礼。如果没有“钱”，中华朝的议会可能已经沦为了清议的场所，最终名存实亡。
“钱”这个无比粗俗地东西，却赋予了中华朝议会无上的权力与生机。对于一个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但王夫之却并没有责怪这种情况的意思。在他看来恰恰正是这种“功利性”保证了议会“天下为公”地原则。
正如戴建先前所言，不少人为世间“非忠即奸”的人，往往能言善辩，再加上那种令人激奋的“书生意气”，可谓极富蛊惑力。别说普通百姓了，就算是帝王，在面对这种人时都无法不心动。因为这些人确实是一心为公，也确实忠心耿耿。若在以前，光是这两条就足以让帝王破格提拔一些人了。然而，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再高尚的目标，如果在操作中没有实际地效果，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可能带来灾难。这一点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用血与泪来证明了。虽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乏这一类的前车之鉴，但相同的错误还是一再地被重复。毕竟是人总是会有欲望的，一旦帝王的欲望被挑动，那他就会被说动。
相比说服帝王一人，想要以能言善辩、夸夸其谈来说动由四、五百人组成地国会，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虽说三国时有诸葛亮舌战群雄，但当时的诸葛亮实质上要说服的也只有吴王一人而已。人越多，欲望也就越大，情况当然也就越复杂。因此国会往往更在乎的是实际的效果，而非冠冕堂皇的目标。这也使得黄向忠等人在国会之中注定难以得到他们所期望的重视。
“而农，你说黄太冲那里会怎样对付黄向忠等人呢？”坐在八仙桌旁地戴建打断了王夫之的思路道。
“戴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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