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起了文书来。
相比孙露早年在新安的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劳工保障的规定，眼前的这份新修订过的《劳工法》无疑要细致得多，也更富有这个时代的特色。无论是在这个时代的欧洲、还是中国。无一例外地都充斥着由于离开土地和手工工具而到处流浪的失业者。在欧洲这股“流浪潮”多数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扩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低就业率。而在中国则更多的是新技术开发的结果。当政府规定以马车代替人力的轿子、当滑轮滑车代替原始的竹桥、当海船代替需使用大量纤夫的沙船……原先一些需要高度密集劳动力的工作正在逐渐衰退。而新兴的大工业时代又尚未降临，再加上资本家们严酷的剥削。于是就出现了“职业讨饭阶级”。
当然相比明末的“流民潮”以及是一时期的欧洲而言，中华朝的流民潮尚还没有达到令统治者动容的地步。不过中华朝终究还是像英国的伊利莎白一世时代那样制定了《济贫法》。不是出于对贫困者的怜悯。而是出于剥削者对被剥削者控制的本能。但在孙露看来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至少中华朝的《济贫法》至少已经有了“最低生活标准线”，亦不再强迫壮健的贫民进入所谓的“救贫院”劳动。毕竟许多东西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在怀揣着复杂的心情粗略扫视完《劳工法》与《济贫法》之后，孙露转儿将注意力投向了国会有关奥斯曼封港事件的决议之上。“黄卿家。这么说国会与内阁已经就武力解决奥斯曼问题达成了共识？”
“是的，陛下，天朝之前已经给了奥斯曼人足够的思考时间，但他们以极其傲慢而又无理的态度回应了天朝的大度。正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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