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现在还不能出发，看来又得拖几个月才能回印度洋啊。”
却说身处南京的施琅正在为舰队再次被耽搁而担心印度洋上的战局之时，身处伊斯坦布尔的中华外交官们也在努力同奥斯曼人坐着交涉。不过显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并不能令人乐观。由于中华朝之前在埃及的小动作早已引起了奥斯曼人的注意，之后又有英国人多次从中作梗，因此中华使团自打一踏上奥斯曼帝国的国土就不断地遭到拒绝与刁难。同行的荷兰使节甚至在给联合省会议的信中宣称这是场“噩梦般的旅行”。不过无论如何，使团最终还是抵达了伊斯坦布尔，并将中华女皇的国书递交给了奥斯曼政府。对此，欧洲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惊讶。作为中间的牵线人欧洲人起先对中华朝的这一次出世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与奥斯曼都是及其傲慢好战的民族。这两个东方大国之间根本不可能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战争！（这同样也是欧洲人最希望看到的情况。）然而在欧洲人印象中向来高傲的中国官僚这次却展现出了让人惊叹的“毅力”与“恒心”。也正是这份“毅力”与“恒心”为中华使团敲开了伊斯坦布尔的大门。
中国的瓷器、威尼斯的水晶灯、埃及色熏香、波斯湾的地毯，这里是奥斯曼帝国大维齐（首相）的官邸。华丽而又庄重的装饰无一不透出其主任无上的地位。自十六世纪起奥斯曼苏丹大多不理朝政。大权往往旁落于臣下大维齐之手。因此作为中华特使的马晟十分清楚自己真正要见的对象并不在托普卡普皇宫里，而在自己眼前的那扇门之后。
正当马晟在心中暗自盘算该如何应对那个被成为“奥斯曼姜子牙”的七十岁老者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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