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沈廷扬还是以其一贯的倔强脾气反驳道：“不管是于公还是于私，只要是开设工场总免不了要砍伐开荒。更何况对于一些府县来说建什么工场都没有开木材场厚利。到那个时候谁能分得清公私，朝廷的法令不是一纸空文吗！”
“两位大人莫要激动，其实这事也没那么针尖对麦芒。既然为了朝廷的水利不能违反《禁伐法》开荒伐木，不如就为相关地区的流民安排一些兴修水利的工作吧。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兴修水利的劳力问题，又让这些地区的流民有所生计。”出面打圆场的是工商尚书罗胜。在寻常人看来向来注重商业利益的工商部本应竭力阻挠不仅无利可图甚至还会妨碍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禁伐法》。可现实却是工商部是内阁之中仅次于农林部与工务部利挺该法案的部门。要说其原因也很简单，只因为帝国海商对工商部的影响远大于木业行会。
众所周知中华帝国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从丝绸茶叶到棉布肥皂每一样打着中华制造的商品都是世界各国的热销货。但相对应的中华对外的需求却要笑得多。虽说满舱而去空舱而归的比喻多少有些夸张。但能像南洋、印度的稻米、原棉及非洲的铜、铁矿石这般长期占据中原市场的进口商品实在是少之又少。面对如此现状那些风里来浪里去的海商自然是不愿意坐以待毙。于是本着后世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这些帝国最富有的阶层边开始用手中的金钱和权势在暗中为帝国市场“制造”起对外需求，而《禁伐法》便是这一系列“制造计划”最为成功的一例。
相比帝国众多支柱产业，木材行业年代虽然久远可其总体实力并不能同茶、丝、瓷等传统的奢侈品行业相提并论。亦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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