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在于‘枪患’，因此军队在剿匪的过程中势必会对当地的民团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不给朝廷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军部以为需要有一个代言人为军部向东北的百姓做出合理的解释。”张家玉有理有节的回答道。
“如此说来军部也同意‘禁枪’？”孙露不置可否地反问道。
“回陛下，是否禁枪得由朝廷、国会下定论，军部只是尽力完成任务而已。”张家玉低调而又谦逊地说道。
其实有关禁枪的呼声自打中华朝建立之日起就一直络绎不绝，虽说纵马挎刀的英姿符合中国人的侠义情怀，可兵者凶器，特别是不能为百姓所持有的观点同样也是中原王朝的一贯思路。更何况火枪又是那么威力巨大的一种武器，放任其在民间流通对朝廷来说早晚都是一大祸害。不过有呼吁禁枪的人，自然也有反对禁枪的人，反对者的理由也同样的充足，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王朝的兴亡不在于百姓是否持有武器，而在于朝廷是否持有民心，正如同是秦，秦国家家备兵器，上下同心一统六国；秦朝十户用一刃，陈胜吴广照样揭杆起义，更何况帝国疆域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广褒，在“胡汉混杂”的情况下，惟有火枪才能保证大汉民族在当地的绝对优势。
总之两种观点一直以来都相持不下，故而才会在弘武六年的国会上通过作为折中方案的《枪支管理条例》。然而随着此次东北匪患问题的暴露，禁枪的呼声再一次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此届的内阁首相黄宗羲又是早看力挺禁枪的主力派，因此不少人都认为在下一届的国会上朝廷的政策极有可能偏向禁枪。
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的暴力机关中华帝国的陆军部自然是举双手同意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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