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疑难杂症，甚至是其他医院不愿意接收的那种。即使汇集全世界的顶尖专家，也不能保证拿出来的方案就一定是最好的。”
邵沛然听懂了，“如果有其他情况类似的病人能够配合治疗，就可以直观地得出结果？”
“是这样的。这些病人都是从全国各地筛选出来的，大都是已经负担不起高额治疗费用，但还不愿意放弃的。我们医院在征求病人和家属的意见之后，会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治疗。”高一雯说，“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尝试一下的。”
毕竟是全世界顶尖的专家一起会诊，这样的机会，就算是攥着大把钱财也不一定能买到，何况还是免费的？
这和那种做临床试验的病人不一样，专家们拿出来的方案，基本上都是成熟的，风险实际上并不大。再说，原本就是疑难杂症，到这个程度，已经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能治好自然最好，就算真的……那也至少尽力了，不留遗憾。
“是你们院长的想法？”邵沛然想起来，贺白洲说过，她之所以创办医院，只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当时觉得这说法或许流于浮夸，现在才发现，是自己狭隘了。
降低价格接诊大量普通病人，固然是一种功德，但像贺白洲这般，致力于钻研疑难杂症，为少数备受煎熬的病人提供机会，也未尝不是另一种善意。就像母亲的医药公司，每年都会捐赠大笔资金给生物实验室，专门用于研发各种罕见病特效药。
“是啊！”高一雯说，“虽然我们医院很小，能救治的病人数量有限，但治疗方案是全世界顶尖的专家一起制定的，如果切实有效，那么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迅速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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