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孤身一人在外地打拼的打工人。他们不像本地人，几个月没工作也能在父母亲戚朋友家住，甚至还在本地认识一些人帮忙争取权益；而需要忧心交房租的外地打工人势单力薄，承受不起裸辞的代价。
第二种是有家有口要还房贷的人，原因也类似，找工作越来越难的情况下，能忍则忍，谁都不愿意为了跟老板出一口气，就冒着让一家老小挨饿，甚至让银行收回房子的风险。
“现在小郑她们找了她，她又愿意把录音拿出来了？虽然和潜规则没什么关系？”苏朗问。
“是的。其实她换工作之后不久，就发现自己多了不少消化道方面的问题，怎么喝粥吃清淡的都养不好，多半是做销售的时候经常赴酒宴喝出来的。她也后悔自己本该对鼎盛要求更多赔偿的，但是离开了鼎盛好几个月，也没那个精力重新追究了。这次小郑她们找来了，干脆顺水推舟，加入起诉前东家的队伍。只不过她准备起诉的是故意伤害，录音里那些在她已经不胜酒力时继续劝酒的，包括冯大壮在内，一个不落下。”
回忆起这件事和当初流传在公司里的那些不怀好意的闲言碎语，苏朗一阵阵地后怕。
他记得，当时公司里有个大姐自称“八卦天王”，平日里也特别爱打听员工们的私隐，然后逮着机会就散播出去。关于“冯主管快要离婚了”和“销售部有个小姑娘喝完酒宴就进了急诊室”的故事，好像都是从她那儿散播出来的。
她当年也打听过苏朗的生活细节，但大概是这个小伙子生活太平淡了，大学毕业了连个姑娘的手都没牵过，除了挖到“这小伙子父亲早亡母亲再嫁”这一个不算爆料的料以外，苏朗并不是一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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