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些官僚的政见太过偏激，为了取得政治诉求，扩大了打击知识分子的范围，反右运动在上层人士之间闹得沸沸扬扬。
身为外交官的钟敬明接触的先进知识也更广泛，思想方面也比较前卫，加之性情刚直，不擅钻研官场人情，被当成了重点观察对象。
一九五七年夏，在参加某项思想对谈发言不久后，钟敬明隐约察觉到危机感，当时部分高校的学生也开始参与反右运动，为了避免这种风气影响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和妻子黎蕙宜再三衡量后，决定将长子送到定居英国的堂哥家留学。
一九五八年，钟敬明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被强制遣送到干部学校进行思想改造，第二年终于可以和家人会面。
黎蕙宜在干校附近找了份工作陪着他，来年有了钟承河。
“你说我被惯坏了，你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和爸妈在乡下修路挑水......”钟承河扯开衣领，露出肩膀上的刀痕，“这是为了给你抢生活费，我和人打架，被人家砍的。”
父亲在文革时期又被划为了走资派，处境更加艰难，被下放到了相当偏僻的乡村劳作，他和母亲没办法再跟去。
还记得某次过年时，母亲偷偷去当铺里典当了一只玉镯子，说要给钟承山寄生活费过去。
结果刚出当铺，就被街上游巡的人抓住，彼时只有十二岁的钟承河为了保护母亲和抢回钱，和对方大打出手。
那些屈辱和疼痛刻在伤疤里，成为内心深处难以磨灭的阴影。
“你知道妈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差吗，也是当年留下的病根。”钟承河哽咽着拽住钟承山的衣袖，“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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