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喝完了第三杯。但我仍问不出口，为何没有邀姚一道，反而是先把他送回去而单独留下我呢？
“……跑去印刷厂，冒充是会长交代，然后就把我们这一期要出刊的头题给换掉了！”没听见阿崇的上一句，抬眼只见他无预警的一脸愤怒，“……学校里有特务！”谍战电影里才会听到的台词，从阿崇口中说出来有种奇怪的喜感。问他原来要登载的内容是什么？“国建会”浪费公帑，进行一党独大的政治收编！他说。
以为自己听错，不是一个多月前才看见他因为躬逢其盛而得意洋洋？他说，那是为了要了解真正运作的过程，只有实地去参与才能提出强而有力的批评。原来如此。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平日我虽都不插嘴，但听多了也大概摸清楚他们在进行的是一场怎样的角力。关于姚的身段灵活与足智多谋的事迹，已经不是新鲜话题，只是当事人不在场，少了两人一搭一唱把他们口中的教官走狗再痛骂一顿，阿崇继续吹擂的兴趣显然也不高，于是讪讪地结束了这个话题。
接下来短暂的无语空白，我们中间仿佛仍坐着一个看不见的姚，那感觉就像是，姚其实是我们共同虚构出来的人物。
我们共同认识的这个人，其实都并不算真的认识。或者说，姚在二十岁后的某一天起就开了窍，理解到自己具有一种吸引人对他好奇的特质，他只需保持某种淡然与不在乎，别人自动会像着色一样，在空白处填上那些衬托出他的颜色。
阿崇的手指在吧台桌面上胡乱跟着音乐节奏敲着，突然就停下动作扭过头，欲言又止地望着我。
对方的眼神里出现一种陌生的疑虑，反倒像是期待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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