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纵观历史，富弼对于外事，这种性格就不免导致他态度难以强硬。
庆历二年，辽人找借口在边境陈兵，摇旗呐喊，吓唬大宋，要大宋割地。富弼使辽，然后富弼把事情平息了，没有割地，赔钱了事。
回来之后，还受到人们夸赞，说富弼一言顶了百万兵。
这件事情，有许多当时的时局，比如刚好西夏起兵，西北连战三年，家国困顿。但是富弼这种处理办法，真要说起来，比后世满清都不如，大清至少得打败仗之后再割地赔款，富弼这里，被人吓唬了一下，就赔款了。
而且当时从皇帝到朝臣，还多夸富弼办得好。
富弼还对后来的神宗说过一句话，说“愿二十年不言兵事”。这句话乍一听，好像说得挺好，好像是爱民如子，不愿百姓受战争之苦。
再一想，就知道有些不对劲了。宋又不是天下一统、海内升平朝代，北有强敌辽国，西北有强敌西夏，就算不说这两个国家，南边也一天到晚有叛变或者敌袭。二十年不言兵事，这种事情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难道别人打过来，就跟别人去求和？
人，就是不能安逸。
这大宋朝，就是太想要安逸，只要能安逸，就是皆大欢喜。
为了安逸，脸是可以不要的，只要回来能继续安安逸逸的，啥都好说，不过粉饰一下太平而已，用“阿Q”的精神自我安慰一下，妥了，接着喝酒听曲。
甘奇大概是看透了这一点，看透了这汴梁城的相公们对于安逸的追求，所以他要打破这些人的安逸。
朝堂之上，当甘奇反问富弼富相公该如何处理辽人遇袭
第四百五十一章 甘奇的项上人头(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