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同盟关系，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周围的亲信中不但中共地下党员遍布，而且中共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李克农等也曾多次出入西安。这就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萌生了利用俄日矛盾，通过中共的关系来获得苏联支援的幻想，否则纵使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求存之心再切，但也难有冒险发动兵谏之胆。
所以中共即使没有参与事变，但也应该是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蒋介石被捉的消息，陕北的保安（中共中央及红军总部驻地）亦如前世，现在肯定还沉浸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杀蒋之声已成众口一致。
接下来，就是红军主力南下紧急驰援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共同迎击入陕“讨逆”的国民党中央军。
只要把陕西的大门关紧，只待国际援助一到，西北三方联合的一片大好天地就算形成了。杨虎城可保地盘不失，张学良有望打回老家，共产党则可春风又生，可谓是各得所利。
这一切实际都是寄托在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之上。
但其中关键就是不论中共、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谁都没料到莫斯科竟在其后几天突然措辞强硬的公开谴责了西安事变，斯大林并亲自起草了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指示，要求中共要和平解决事变，并把“反蒋抗日”的纲领调整为“联蒋抗日”。
于是在仓促之间紧急调整对策之后，三方的步调才逐渐统一到了在达成一定协议的基础上释放蒋介石这个总的方向上来。
斯大林的决定显然是从维护苏联安全利益的目的出发，权衡了中国和世界形势之后做出的，不管其动机如何，但确实是解决西安事变最好的一个出路。
谢昌云觉得应该到了
第一一零章西安事变（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