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民党也在加紧催促新四军向长江以北进行转移，并且制定了一旦新四军逾期行动之后对新四军的围歼计划。
然而，不管是中共中央还是新四军负责人都一致认为，即使新四军不按期南移，国民党也不会对新四军采取过激的行动，最多只是继续扣发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军饷。
所以中共中央虽然对项英进行了多次催促，但并没有上升到以党内纪律进行强制这个高度。
而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经营三年，已经不是当初成立新四军时那么简单了，其下属机构种类繁多、面面俱到，光是非战斗人员和家属就聚集了数千，宛如一个小社会一般。
对从三年风餐露宿的艰苦游击战，到全部家当都置办齐全这一巨大转变，项英等亲历者更为珍惜，不是说抛就一下能抛掉的。
因此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了也要安排妥当一切，这个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新四军的转移部署。
中共对于国民党不会采取极端手段的判断，其主要依据还是认为国民党对苏联援助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不会冒围剿共产党控制的部队、而使苏联减少或中断援助的风险。
然而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除了江南富庶之地不容共产党染指之外，另外发生的两件事至少是推动了蒋介石决意对新四军痛下杀手。
而这两件事有恰恰是中共的密友和后台所为。
第一件，是新疆的盛世才与苏联签订了为期五十年的《新苏租借条约》，不但更进一步扩大了苏联在新疆的特权，而且还把新疆所有矿产、交通、工业等资源变相的全部出卖给了苏联。
第二件，是苏联竟然向中国政府提出
第三一四章智囊班底(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