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苟同，就其本质应该是权力集中主义。”
毛泽东道：“那你怎么看待这种全力集中？”
谢昌云道：“在某一个特殊阶段，权力集中很有必要，但绝不能长久下去，一旦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就应该赶快终结。比如抗战前期，我就坚决拥护国民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但是危急的时期过去了，权力再高度集中下去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制肘，所以我就要反对他。总的来说吧，权力集中只有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才能采用。”
毛泽东道：“这么说来你是不赞成苏联的体制了？”
谢昌云道：“总体上不赞成，个别地方可以借鉴。”
毛泽东道：“可是我们有不少同志认为苏联的现在就是我们的将来，在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我们就要向更高的阶段过渡。”
谢昌云道：“社会阶段不是设计出来的，是通过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矛盾进行不断调整而渐进形成的。就像商鞅变法，他并没有构想出要从一个社会进入另外一个社会，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调整社会矛盾的手段而已，后来才被认为是促进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如果是人为去设定一个社会总体进步的标准，谁又能保证其中不是由少数几个人想象的成份更大一些呢？”
毛泽东道：“你有你的理论，别人有别人的理论，你认为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谢昌云道：“目的都是好的，没人想把事情办砸。但方式上有区别，简单一些说就是我是想推进社会，他们是想改变社会。”
毛泽东笑道：“一个推进，一个改变，你形容的很恰当。目的都是好的，心态却不一样。”
毛泽东没有对谢昌云
第四三七章民族主义者(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