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者只是随意地给宝安居民留下了日常生活的出入口，以当初的建设顺序圈定从一到百以上的“区”，“区”成为该地独特的地理标识，当地居民的判断有条不紊准确无误，但是外来人却恍如进入八卦迷魂阵。
其实，一个地名的形成，要么凭口口相传约定俗成，要么有典籍记载形成共识，有些地名可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时间沉淀和岁月淘洗，一个地名不仅是一个地理标识，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兴移民城市，这种随意编排用作城市地理空间命名的阿拉伯数字，其实就是一个地域的简易标记和符号。
据说有位叫安石榴的诗人专门写了一首诗叫《二十六区》，调侃了这种命名方式。其中将记忆整理得井井有条，以儿童式的口齿进行记录，“我从二区出发/经过三区/四区/五区/六区”，一路读下去，直到“然后动身回二区/经过二十五区/二十四区/二十三区/二十二区”，再一路倒叙回来，一个区不漏。出发、回来，只是“在二十六区的一个小店/我与朋友喝了几瓶啤酒”，整首诗记录的是行程，使数字的枯燥计读成为夸张诙谐的语境空间，而目的化为日常的细微，毋须重现。
上官致远苍蝇似的转了两三个小时的圈，终于在二区宝安电视台旁边找着了文化局大楼，这可是附近最旧的楼，四面合围，中间有个天井，天井里什物杂陈。顺着斑驳的楼梯上去，两扇布满了铁锈虚掩的网格门旁边有一块《大鹏湾》杂志社的牌子。
《大鹏湾》杂志曾被誉为“打工文学黄埔军校”，创办于19八八年，创刊号发表了张伟明的短篇《我们int》，这篇后来又刊发于《青年作家》。int是港资厂的检验用
第109章 爱情合水口(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