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帮助朱莉·朗曼进行逃跑，在她死亡43天之后。
因为，亚尔林·朗曼只向警察们出示了除我之外其他人受到朱莉·朗曼鞭打的录像带。
“转学后，妈妈答应我，再不将我和其他人‘审判’了，为了叫我相信她便将所有摄像头都拆除了。如果我是要帮助她，不去报警岂不是对我和朱莉·朗曼罪证的遮掩更为有利，我何必多此一举。”
报纸上他是这样说的，
“毕竟，你们警察可是对前面的这些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毫无所觉。”读着那行字，我甚至能在脑内想象出朗曼先生那副冷淡又志在必得的样子。
“毫无所觉”的斯拉夫警察们对于猜疑他帮助朗曼女士逃跑，并藏匿这件事情也是“毫无证据”。
这是肯定的，藏匿尸体或许有可能，但谁又能帮助一个死人逃跑呢？（笑）
不过这份疑虑也随着对其他受害者的问询而逐渐打消，绅士朗曼的声名总是有口皆碑地好，与他相关的标签无非是品学兼优之类的。我说过了，任何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觉得市长先生欠亚尔林朗曼一个‘好市民’勋章。
于是我这个病床上高枕无忧的杀人犯，被作为被自己所杀死的那个女人行凶最为重要的目击证人之一。
在我和亚尔林的证词里她是一个活人，在这一点上亚尔林半点也不必担心我将他出卖，出卖他便是出卖我自己。我相信朗曼先生定会将我那两把异形匕首和那杀人视频保存良好。
谎话说多了就连编制谎言的人都要深信不疑。造访警察时时的“朱莉·朗曼逃跑线索”的询问，叫我几乎要怀疑起来自己是否真的有在一个月前的夜晚将朱莉·朗曼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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