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主张。
图书通过科举考试来发挥政治教化作用。凡是应试的考生必须学习唐朝制定的书籍。而这些书籍由唐朝皇室指定人员来编制、校对。如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撰成五经定本和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等。
二、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有些图书则被作为颁布政令的主要依据，如十道图。
唐代共有三种十道图，即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李吉甫的十道图十卷。
十道图里记载着全国的州郡疆域区划、山川河流等内容。更重要的还有为实施各项政令提供依据的政治需要，大凡考定傣料、土贡、户口、赋役时都需要以它为依据。
李吉甫就曾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编撰了十卷十道图。贾耽“尤悉地理”，先后撰写了别录六篇，河西戎之录四篇，海内华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等图书，这也是在为中央的行政管理提供最基本的依据。
三、作为争夺储位的工具。
李世民的儿子李泰之所以选择图书作为工具，其原因在于一是图书提供了一种成就“名王”名声的有效手段。
图书的编撰，至少可以为李泰带来善、重儒雅的名声，而这种名声在储位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图书的编撰活动为李泰提供了名正言顺的与大臣联络交通的途径，从而形成一股拥戴自己的政治势力。
在整个唐代，皇子与大臣之间未经允许的联络是严厉禁止的，弄不好还要惹上杀身之祸。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对李泰如此宽容，实际上是在引导李泰走自己的成功之路。
三是图书的编撰活动为李世民特殊宠爱李
第 三 百 章：双喜临门(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