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
我穿着宽大的短裤和长袜，穿着一件破了洞的背心，外面一件松垮垮的衬衫，看上去不靠谱，实际上也不靠谱，朋友们有大学生，也有不读书的，还有高中生。
这辈子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喝了很多但没醉，第一次见到Frank。
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抓着车顶的横杆，起身下车的时候，吉他撞到了他的手臂，我才注意到他。
“Sorry.”我说。
那时候，我想的居然是我的英文还不错，留学带给我的除了英语口语，冒似不剩什么，眼前的老外有几乎一米九，像时装周秀场里最正经的那位模特。
没打算再和他对话。
“没关系。”他的中文过于标准，发音几乎接近于母语者水平，后退半步为我和同伴让路，这时候，我才更认真地看了一眼他的脸，然后，将视线挪开，钻出不算拥挤的人群，往车门那边去了。
我几乎忘记了他。
Frank捡到了我落在地铁上的身份证，第二次见面，他穿着冲锋衣和牛仔裤，坐在派出所走廊的蓝椅子上，抬起手腕看了一次时间。
“左渤遥。”当民警把身份证递给我时，Frank以平静的语气念我的名字。
“谢谢。”
第二次见面，仍旧没多少交流，我对世界漠视，Frank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从此，我记住了他，知道了他叫Frank，是德国人，在海淀上班。
我没爸，有个很厉害的妈，她揉我的头还没揉狗温柔，我从沙发上爬起来，又换个方向躺下，妈无奈地“啧”一声。
母子关系算不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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