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刺骨的冬风里捂着嘴哭出了声，口罩上的水汽和眼泪混合在一起，附近的小区工作人员全都看向我，露出一种同情怜悯的神色。
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们也见多了像我这样忽然大哭的人。
“为什么要来啊……”我一边哭一边说。
夜里，Frank找到了同事的车开过来，他不仅仅回了中国、来了武汉，而且，还来见我，我站在电动门旁紧闭的铁门里等他。
不知道他的车停在哪儿了，我看见他跑着过来，穿着一件黑色冲锋衣，和天蓝色的牛仔裤，戴了口罩和护目镜。
我呆在了原地，许久，才抬起胳膊对他挥了挥手。
我哭得转过身去，缓了大概一分钟，再次转过身的时候，他还是站在那儿，他进不来我也出不去，他把手里很大一袋东西放在了地上，高声地喊：“给你的。”
“不要哭，”他说，“很快就会好的，要相信。”
我不住地摇头，又点头，带着哭腔回他的话：“不要来啊，你不要来，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没事，我有——”他指了指自己的护目镜和口罩，说，“要东西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来。”
我们不能离得太近，Frank指了指手机，他打了电话给我，我接起来，这样看着彼此听电话。
他说：“不要替我担心，我身体特别好，你加油，等小区解封了，我们就能见面了。”
“不要出来乱跑了。”我说。
接着，他告诉我，能在这个时候见到我，他特别开心。
我还是有点记仇，我无法原谅他，然后彻底毫无防备地再次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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