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澜沧江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
对靠内地和边境的土司采取不同对待;《清史稿》卷五百十四载:雍正六年(1728年)改流时，把“江内地全改流。”
而对江外的木邦、车里、孟连、孟定等土司则仍以保留。
对改流土司采取“先革土司，后剿倮夷”的对策，将沾益、镇远、威远、盈养、茶山、普洱等土司相继革除。
在四川省则以“用兵为先”，重点军事打击乌蒙、芒部、东川、凉山及大小金川土司。
在广西，则“先改土司，后改土目”，削其大而存其小，凭借土目以作维持。
在湖广则将永顺、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尽行革除。
对贵州的改土归流，清廷认为贵州的具体情况和云南不同。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鄂尔泰的奏疏中就曾多次提及:“至于黔省土司与滇省异，一切凶顽，半出寨目，因地制宜，更须别有调度”。
又说:“查云南土官，多半强豪，所属苗众，悉听其指使，残暴横肆，无所不为。其土官懦弱者，凶恶把目，为害尤甚，不但目无府州，亦并心无督抚。贵州土司单弱，不能管辖，故苗患更大。若不及此清理，约定规程，即使拏几土官，杀几苗首，亦不过急则治其标，本病未除，恐终难宁贴”。
至于如何清理才是治本而非治标?
鄂尔泰主张要以“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治苗为急务”。
也就是说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重点是用军事武力以开拓“苗疆”，其着眼点是在于第一;开拓“苗疆”可以招来垦荒，增加国家的
第三百零八章 循序渐进的转变(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