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来看，明代在广西地区的改土归流并不是自下而上进行，而是由明代统治者从其阶级利益出发，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更多地是采取军事强制手段来进行，因而得不到各族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改土归流显然尚缺乏群众基础，因而改流的根基并不牢固，以致时改时停，或改了又复，或名改实存，或根本未改，意欲彻底改流，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明代正值广西壮族土司制度全面发展的全盛时期，土司制度总体上尚能适应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人民尚能适应土司制度的统治，而明王朝又无足够之力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直接的统治，由此，以政治和军事力量作后盾而强制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势必会在某些方面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和消极影响。
譬如，洪武初年，忻城土县废土设流，正统年间，瑶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流官无法统治，引起社会动乱，影响正常生产，弘治末年，明王朝被迫复流为土。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廷平定岑接等土官叛乱之后，在田州改土归流，降知府岑猛为福建平海卫千户，田州由府降为州，以平乐知府谢湖掌州事。
结果遭致岑猛反对和土民不满，改流失败。
由此可见，不少土府、土州、土县改流后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这对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有所不利。
同时，改土归流引起的社会动乱，对边疆的稳定与安全有所不利，正如嘉靖六年两广都御史姚镆所言:“流官之设，徒有虚名，反受实祸。思 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岁出兵三千以听
第三百一十七章(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