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流后，原土司地区的水利建设也有较大的发展，清政府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对以往常造成灾害的江河湖泊进行了治理，并修建许多新的水利工程。
以云南省为最多，仅在雍正年间昭通地区就兴修水利工程10处，灌溉面积达2万余亩。
据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三水利条记载，雍正年间云南省疏河、开渠、筑堤、建闸等各项水利工程达70项之多。
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改流后，还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农具输入到改流地区。
鄂西地区“向来刀耕火种，不用灰粪”，因此鹤峰第一任流官知州即教民“积粪和灰”，“多收草粪”，引进铁犁、铁耙、铁镰等，使“高低田地，皆用牛耕”。
其它省改流地区这种引进先进技术和农具的现象亦很普遍。
改流后亦使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对改流地区清政府鼓励从事多种经营，鄂西地区改流后“女勤于织，户有机声”，木匠、铜匠、裁缝各业俱有;施南府“百工多系本地居民有精于艺者，或居肆置物”。
云南东川的矿业也有发展，“矿产税年收万金”。
集市贸易更为繁荣，改流后水陆交通的开通，“水道可以安稳行舟，往来商贾称便，苗、彝土特产，借以源源输出，外地商品，如盐、米、布帛诸物亦得以大量输入”。
湖北鹤峰州“舟楫之往来，连络不绝，商贾之货殖，各种俱全;人事之繁华，已至其极”。
改流地区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
总之，改土归流促进了原土司地区
第三百二十三章 结果(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