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官职，充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
土官入京朝贡，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
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耍荒”。
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
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
到了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但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之策。
参用少量流官，土职“以番夷酋长为之者实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
至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
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兼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囤兵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但三省都把这里当作边地任由大小百余土司以领主制世袭统治。
从战国、秦汉到元末，长达1780年，贵州就有上千年处于中央王朝开发圈之处，长期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分合无定。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与发达地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联
第三百二十四章 实例(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