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引用，直到乾隆初年鄂尔泰等人编修《贵州通志》时仍然持同样的观点。
这种见解在明代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清代黔西北的整个社会制度已发生了巨大变迁，原住民“憨而恋主”、“暴虐不怨”的鲜明形象亦随之淡化——士大夫们带有感性化的描述只揭示出他们顺从的一面。
其实，许多家奴、佃户已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争取自身利益，他们与土目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需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区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养有许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称为“柏”，男性称为“者”，在讲西南官话时，称为“丫头”、“娃子”，汉语书面语一般统称“家奴”。
如乾隆八年(1743)，威宁镇总兵曾长治奏称: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唤。
多者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
家奴的族类成分包括彝、苗、汉等，其来源主要有:强迫佃户、帮工为奴;购买贫穷人家无力养活的子女为奴;收养亲人亡故的孤儿寡女为奴;将欠土目之债无力偿还者沦为奴;此外，丫头、娃子所生子女世为“柏者”。
家奴住在主人家中，常年为主人服务，没有亲权(子女非己所有)与婚权(是否结婚、与谁结婚由主人决定)，主人可将其随意买卖，甚至将家奴一家数口卖给不同的人，官方文书、档案中称为“拆卖”。
有的娃子成婚后，得到主人允准，另立门户，成为“家外娃子”，彝语称为“陆外”。
有的“陆外”非常能干，能给主人一定身价或被主人重用，成为“半身奴”。
第三百二十八章 制约(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