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真宗朝的一条“刑事诉讼法”规定：“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判、幕职官一人再录问讫。”
在录问时，若发现案情存在疑点，被告人可能含冤，录问官有责任驳正，否则要负连带责任。
“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
即出现错案之后，录问官按比推勘官罪减一等的原则问责。
如果录问官能够及时驳正错案，则可获得奖励。
“录问官如能驳正死罪一人者，命官减磨勘两年（免两年考核），吏人转一资（升职）；二人者，命官转一官（升官），吏人转二资；……如驳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给赏。”
古人相信人命关天，因而驳正死刑判决，获得的奖赏最厚。
不论古今中外，在刑事审判中，多设一道把关的程序，嫌疑人便减少几分受冤屈的危险。
我们无法统计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为录问程序而免于冤死，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录问的意义：
北宋前期曾于京师设“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专门监察司法的机构，当时一个叫李宥的官员担任纠察官时，有一次录问开封府审讯的一个死刑犯，发现“囚有疑罪，法不当死”，却被开封府尹往死里整。
李宥即给予驳正，并对开封府尹提出弹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职。
同“鞫谳分司”制度一样，录问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后也被遗弃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录问时没有发现问题，检法时也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就转入下一个程
第二百三十四章 慎之又慎的审讯(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