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公开竞考，多级考试、逐步淘汰等原则和方式都直接继承了中国的科举制。
所不同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录用，基本上是将录用对象分为两类:政客与官僚，分别依据不同标准进行衡量——政客以政治标准为主，官僚以业务标准为主。
也就是说:西方政体对政治录用双重标准统一问题的解决，体现在权力精英的整体上，而不同于科举制下双重标准的统一体现于个体。
因此，现代西方政体尚不能有效地培养出集政治与业务素质于一身的、德才兼备的权力精英，而只能依靠政客与官僚的相互补充与制衡。
所以我们可以看对比和结论。
首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确对西方国家有很大影响。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西方文官制度是源出自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其宏篇巨著《世界文明史》中，盛赞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令人赞赏的方法。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
这是跨时代的创举，与西方中世纪贵族政治中所体现的由血缘出身来决定的等级差别不同是，科举制本身强调的是平等精神 。
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该制度本身无疑是值得推崇并仿效的”。
这些杰出思 想家要求实行中国式科举制度的强烈呼吁，在对英国当时即将采用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无论是两国考试原则惊人的相似之处，或是当时高级官员所做的明证，以及后代史学家们的考证，
第二百五十九章 对比(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