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流通而不滞。”
“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蒲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飞为国之利益损。……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曜欲专而反损。”
因为“夫欲使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馁共之，常得其五也。”
所以“不惜共利而筐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
同时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商业资本的力量也变得空前壮大了，茶商有的拥资巨万，数目惊人。
前文所述朔一次买茶19万斤的田昌、欠官府贴纳钱14万贯的李士宗等只是其中的代表，可见他们掌握有多么丰厚的财富。
像是太宗至道年间，陈恕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使各陈利害。
此后茶法变革时征询各个茶商的意见似乎成了定制，就连对商人深恶痛绝的李谘在两次实行贴射法前，也不得不照例把商人请到三司衙门，“以访利害瘗”。
除却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兴风作浪、左右政局更是各大茶商的惯用伎俩，像是上面说的见钱贴射法的时行时废便是最好的明证。
就连北宋茶商直接当官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可以说大茶商势力的膨胀，是宋代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化，共同成为封建统治支柱的重要渠道之一。
惟其如此，北宋政府在推行政治经济政策时就不得不依靠这股社会力量了。
除此之外的话，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榷茶制度下官府和商人的相互利用，对稳定北宋封建
第二百七十三章 榷卖与粮草供给(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