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即为允许商人自由买卖茶叶。
宋代的禁榷如此发达，并不是偶然的，其与一定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宋政府加强禁榷制度，首当其冲就是为了维持政府的财政收入。
因为宋朝建国初期，统治者吸取了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在财制上实行高度的集权，三司和三司使拥有着强大的财权，皇帝对财政的直接控制也得到加强，所以宋初的财政状况基本上稍好。
但到了太宗统治后期，不注意控制财政开支，冗费问题初步显露，随后问题越来越严重，南宋时又面临着强大的金国，战事失败，财务空虚，二者又互为因果互相推动。
宋代冗费中最突出的是冗官和冗军。
宋朝政府广开科举，遍布恩荫，官僚机构日益庞大。
太宗在位二十年，仅以科举取士，“登第亦近万人”，“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
今（皇祐元年）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史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到嘉祐八年，官吏“十倍于国初”。
当然，这些统计还不包括不入品的小吏，而小吏的数量势必是随着官员数量的激增而相应增加的。
于是冗官的问题既然出现了，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裁汰冗员，一个是增加财政以应付。
为了保证中央绝对的集权，宋代政府去冗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反而给了官员极优厚的待遇，中级官员如“太常博士以上春、冬绢各十匹，谕德以下春加罗一匹，冬绵三十两，余客绢七匹”。
第二百七十四章 制度的由来(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