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枢密使则“春冬服各绫二十匹，冬绢三十匹，绵百两”。
为了维持庞大的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耗费当然可想而知。
整个宋代国家多事，为了御外安内，宋代军队数量的增加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据《宋史》卷一八七《兵志》记载，宋朝前期常备军总数为从开宝年间的三十多万人，到庆历年间的九十多万人，不过九十年间，总数增长了二倍多。
可政府的军费开支又如何呢？
仁宗朝三司使蔡襄曾撰文记，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要知道宋朝实行募兵制，政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战后没有大幅度地裁军，数量如此众多的常备军，确实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为了摆脱“国穷民困”的局面，政府于是越来越重视增加收入。
西北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茶盐之利尽归于官尚恐不足，如废禁榷制则“三军之食于何取之”？
于是无奈之下，政府只有加强了能够带来巨大收入的禁榷制度。
以上还只是宋代蠹耗费用的部分情况，再加上其他的如供祭祀和皇室日常开支等，宋代财政时常入不敷出。
胡铨在《论议和》中是这样论述的：今日之患，兵费已广，养兵之外又增岁币，且少以十年计之，其费无虑数千亿。
而岁币之外，又有私觌之费；私觌之外，又有贺正、生辰之使；贺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
一使未
第二百七十四章 制度的由来(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