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一使复来，生民疲于奔命，帑廪涸于将迎。
因需财之亟，而求入纳之广，能够即时起效的禁榷制度，当然成为宋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首选。
商品经济发展到了宋代，已经达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高峰，非农业税收在宋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神 宗以后，宋朝财政来源绝大部分就是二税以外的税收了。
因此显然，既然盐、酒、茶等物资能够给政府带来巨大的收入，实行禁榷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了。
因此，财政结构的变化也是宋代政府加强禁榷制度的一个原因，也是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过说到这，大家似乎也要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宋朝政府敛财手段之繁多，但其似乎并非一味惟利是图。
任何政府都不得不考虑其经济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影响。
所以宋代的禁榷制度才会时常更易，但是更易之间又给政府财政收入带来威胁，因此又不得不收回主动权，屡次恢复禁榷制度。
由于官买榷盐使人民困于运盐之役使，于是仁宗天圣八年，诏罢三京及二十八军州榷法，行通商之法。
改制之后，一年间得钱十五万缗，然其后收入复减，至康定元年，又于京师、南京及京东州军、淮南宿亳州皆复旧制，禁商贩，不久京师弛榷法。
然收入激减，于是庆历二年，京师复旧榷法，将所藏之盐，悉收于官，附加以利益，而官卖之。
是先富国还是先富民，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王朝，政府选择的当然只会是前者。
正如宋仁
第二百七十四章 制度的由来(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