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再三地说明澄清致歉，他还是受到了严厉地处分，作为回应，卫生对酒楼的突击检查明显多了起来，连我不讲道理地辞退了本无过错的举报他的服务员都不行，直到我在县报上公开道歉并交纳了一万元的赞助费才算了事，但关系仍然不冷不热。
这时候，村文书做了支书，我做出了一个他巴不得的决定——以我必须作陪为条件，承包我们村的应酬接待任务。
千万别小瞧了村这一级的应酬，虽然规格不高，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凡叫做上级的不论党委政府还是部门站所，只要来了人，若有需要，必要管饭。这是支书的规定。他说，没有办法，谁叫咱们是下级来？
我说，独咱们没有下级，不对，也有，还有小小老百姓。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调笑道，连你也成了官了，酒官！他笑得很勉强，那一刻，我却觉得独他这勉强的笑最是好看。只听他又庄重地说道，这不光是个能不能吃罪得起的问题，还有面子，再就是，你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所以，都一定要伺候好。
话虽如是说，支书心里必定有一本帐，因为他惯会看客下菜碟，标准高低随时都在变化着，里面必既有职务和重要性的因素也有支书心情的关系，心情好了，他偶尔地也提高标准。
通常，支书都是稳重的甚至可以说拘谨的，只喝酒从不议人是非。换成了平级的那些村支书便不同了，支书也会变得牢骚满腹甚至于骂娘，那些同样被叫做客人的支书自也不客气，牢骚着，骂着，吃了喝了还要再拿着，支书却只笑骂着，拼命地喊着“必要还席”。
我们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去说这些既文质彬彬又粗鲁不堪的村
（三）(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