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最具体最生动的体现。所以，对于他的转变，在一阵茫然无措后，我本能地生出一股反感，越是你非要我做的事情，我偏不做。
我父亲自是一眼就能看穿我的把戏，但他没有跟往常那样暴怒不已，反而象欣赏自己最满意的杰作似地专注地盯着我，连眼神里都透着笑，声音则难得的柔却绝不失庄重地说，过去，可能严厉了些，现在不同了，大学生便算大人了，今后凡事就要自己做主了，不过，烟酒这东西终究还是要学的。
我父亲何以会有此一说呢？必是有根源的，且勿需猜测，不妨去看他的经历，任何人的任何观点应该都能从他的经历中寻出根源。
前面的讲述曾提及，我父亲刚开始倒腾油料那阵子，市场的管制仍很严，人们的吃穿用度一切都由集体派发，诸如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等等，连打瓶酱油买瓶醋都必须凭票购买，除此之外的所有买卖关系一律视为投机倒把严惩不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儿。
然而，生存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种凭票经济的长期高度短缺必然要产生不安分，所有这些不安分因素都归我父亲的姑父也就是当时的村治保主任管。
治保主任是地道的贫农，因此革命最彻底，对一切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行为都嫉恶如仇。我父亲虽是他的妻侄，常甜甜地喊他姑父，但由于父亲的“好逸恶劳”，他最不待见，而且两眼总在盯着我父亲，因为他显然已把我父亲作为村里最不安分的因素，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当真被他盯得头皮直发麻。
无疑地，要想把自己的事情做下去，我父亲必须先绕过他。要绕过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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