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过“大一碗”的意见，他坚决主张带，而且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些当时我几乎闻所未闻的信息：现在办事都明码标价，这个明当然不是指通常说在嘴上的那个“明”，而是心知肚明的“明”，办事必须首先准确把握“明”，太多了，事有不值；太少了，事有不成；必须恰到好处。据说，我们县当时一般调到不能少于五千元；进城则因为工资和进步上的差异必须达到一万元以上；至于提拔便要根据职位的不同定价，至少得两万，高者几十万。
我决定带钱，并没有考虑交易的问题，凭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本无需交易，主要考虑他同样需要找人，咱总不能求人办了事又让人赔了钱，至于数量，自是最低档的，即使这些，已足以令我头重脚轻。
关于我的决定，尽管曾向“大一碗”征求过意见，并且是在他的意见基础上形成的，但真正实施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我隐隐地感觉不能告诉他，尽管他见我为难，曾慷慨地向我甩出五万活动经费，但我既不打算让他知道，便不会收，尽管我非常迫切地需要，但我还是严辞拒绝了，而是靠老婆以购买家具的名义去娘家借了来，这不仅事关脸面，还有其他。
我朋友不多，却尽是“大一碗”之类的人物。仅凭这一点儿，我便远不如他们，别看官不大，倒沾染了不少官气。
闲话少说，且说既已带了去，便要留下，似乎不留下心便总在悬着，任凭他如何肯定的答应。——我象做贼一样不自然，心也跳，脸也红，说话也啰哩啰嗦，总怕说不明白，偏偏又说不到点子上去，手脚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越颤抖越手脚乏力。许是他看出了我的紧张，便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随意地扔到沙发上
（四）1、2、3(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