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
我一惊,莫不要又成了他向书记卖好的证据!
正惴惴不安,他却故作亲密地劝我,不该问的事儿千万别问,这是机关的规矩,事儿知道多了,有时候反不是好事。
他居然能对我说出如此真诚的话!我莫名其妙地有些感动,但仍是瞧不上他。当然,我也知道他在向我示好,但我认为必是怀疑让他产生了我有巨大背景的猜测,那一段,他总在向我示好,或许想与我冰释前嫌。越是这样,我越是反感,于是便常常想,有朝一日,我绝不用这样的秘书,而且,而且要让他永远提不起来,最好的位置便是交通,不,连交通也不能让他干,****个三二十年临时工,然后灰溜溜地回家。
何其狠毒的想法,都来自于当时的迷茫和因反感而反感他的所有包括语言即使是善言所带来尴尬的情绪。然而,既有了劝告,自不能也不敢再问。
事后,我才得知,其时正是书记运作副县长的紧要关头,所以才有小号车走马灯似地来去。而我……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但我那时却乐于这样想,而且似乎只有这样想,才能让我充满信心,或者说我当时就是靠这种虚拟的信心在过日子。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过了三个月,仍不见有甚消息,我不免急躁起来,急躁之下难免便失了控制。失了控制之后,愿望变得象火一样烫,灼得我隐隐生疼。我终于耐不住给书记又打了一个电话,由于焦躁,已不再有那么讲究,但仍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曾让我自以为发明创造而引以为自豪的“您挺忙的?”,而对方却仍是那样平静,先是问了一句“谁呀?”,接着便是惯常的类似于自言自语地“是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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