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事吧，那事还要再耐心地等一等”，随后便挂了机。之后的十多天里，再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
难道会出现了问题？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何以会突然冒出老书记被双轨了的这样的混蛋想法，而且这样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真实，恐惧象蛇一样游遍了全身。
这是不可能的。“大一碗”叫嚷道，尽管他并不知道我在找谁，也从不问我，但我敢断定，他必是认为我在找现任书记的前任，他与之也有良好的关系。
他当时的日子，因为参与人代会选举的事儿也不好过，据说书记正酝酿着要免掉他。但他并不悲观，他判断事儿办事儿全凭热情和厚积薄发的经验，依旧热情不减地待我。他帮我分析道，出事儿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因事儿外出，便是事情办起来不顺手，官场的事儿变数太大，永远无法说清。
还是旁观者清，又过了三天，电话终于再次打通了，电话里传来老书记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我大吃一惊，印象中涌上的第一感觉便是他病了，问话也脱口而出。电话里的声音甚是热情，我来了外地，正在爬山，还是那事吧，事成了，忘了告诉你，明后天组织人事部门可能就会去。
事情突然间一下子有了结果，由于长期期待与猜测的煎熬，我反而兴奋不起来了，只长舒了一口气，转而去想离开居住了十多年的浏河镇的感受，那感觉必定是酸酸的涩涩的，我甚至看到了与“大一碗”等一干朋友分别时他们热泪盈眶的残样儿。
事实上，待我真正离开时，尽管他们有些怅然，却并没有流泪，只是安排了三大桌告别酒席，兄弟们狠狠实实地喝了一场，醉
（四）1、2、3(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