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在看来国苠党没有抑制住资本家啊，倒是弄出一些贪官污吏。”陈嘉庚不太相信国苠党也是左派，多次回国的他只觉得那些人个个专横跋扈，不可一世。
“这是吏治国家的通病。”李孔荣道，“中国从秦开始就是典型的吏治国家，一千多年下来，做官不但有讲究还有专门的文化。国苠党遏制民间大资本家的结果就是倚重各级官僚，官僚手上有权自然要贪，下午说的那个枪毙偷狗士兵的连长，他就是个典型的官僚。”
“那**呢？”陈嘉庚追问道，“**好像……”
“**一样倚重各级官僚，甚至比国苠党更倚重。现在听不到贪污那是因为陕北很穷，以后进了北平就不一样了。再就是**对社会的控制比国苠党严的多，重庆可以出版新华日报，延安却出版不了中央日报，你去延安图书馆，很难找到国统区普通图书馆能看见的书。你也听不到民变事件，好像所有人全都拥护政府，有点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很假。
国统区常常因为征兵交税起民变，陕北为什么没有？难道陕北的老百姓更爱国？这当然不是。哪里的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纳粮，这是华人的天性。像日本人那样，参军体检不合格就上吊自杀是几十年军国教育的结果，**在陕北时间很短，他们不可能改变这种秉性，唯一的解释是社会基层控制很严密，你家里有几个男丁、每年收多少粮食当地政府一清二楚，你不当兵不纳粮就要背井离乡。”
“真是这样？”陈嘉庚是相信李孔荣的，可他说的这些和他平常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陕北是很贫瘠的，敌后抗战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有些地方太贫瘠日本人不要
第三十二章 好人(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