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宋代因为没能统一，在选择路子上，采用了儒家治国，最终亡于儒家之上，登到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治国的路子又重新走回了汉武帝定下的路子。
在开国初期，朱元璋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养生息”政策，并亲自注解《道德经》并在《御注道德经》序说，自己即位以来，迫切了解前代圣人的治国哲理，“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于是问道多人，终于发现《道德经》，认为此书“尽皆明理，其浅而意奥”。他反复体会，想试注释，“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一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于是弗果”。他认为此书价值重大，因此注之，“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朱元璋早期的无为而治，使得大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化相对繁荣，国力强盛，为日后的永宣盛世奠定了基础。朱棣以藩王之位取得天下，在遵循祖宗制度上多有突破，但早年朱元璋定下的路子，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基本上延续了初期的路子，后来的帝王多有改变，但这个路子基本上没有改变，前期以无为治天下，到后期则实现儒家人治，走上维护皇权的路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治国路子是演化了宇泰与苏大人的以反治反的加强，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使得从西汉后的法律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
2678章：悬缨重滞布衣轻(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