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而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族出现罪犯时，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于是灭九族、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特别是封建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私设公堂在封建社会里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于此。但不可否认，这法子却是比名目张胆的苏大人以反治反要高明了许多，只因在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王振这一番话说给外面的那些大臣听，自然算不上如何高明，可对于太子与二皇子来说，这些话儿就是至理名言了，果然这次看到了非但是太子一脸的崇拜，就连二皇子眼里也是满满的星星。
太子道：“先生之言与帝王而言，是难得好东西，可与百姓而言，怕是欺人的？”
“好家伙。”站在花丛后的杨大人恨不得为这句话儿叫声好，如太子所言
2678章：悬缨重滞布衣轻(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