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皇帝如此软弱无为，竟然导致有些谏官都看不过去了，质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认为，汉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按说作为来自现代社会的赵昺应该十分乐于接受这种‘民主共治’思想，但是他现在却难以接受。当然这不止是他对于权力的贪恋，而是因为这种不纯粹的民主实际已经成为皇权和相权之间争斗的根源。若是在和平稳定的时代，他尚可接受。可在这动乱的时期，这种民主便成了致命的缺陷，使得君臣之间相互扯皮，政府效率低下，执行力被削弱，结果只能是战略往往被动、滞后，战术处处挨打。
所以赵昺以为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法，他不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独裁者，但是也希望能掌握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如此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时局。他是这么想的，也是一直这样做的，几番争斗下来也算是掌握了主动权。但是进入江南后，随着江南士人的涌入官场，此前那种根深蒂固的‘虚君’思想也随之开始影响到朝廷的运作。
而吴家作为江南士大夫势力的代表，理学的坚强拥趸者，那么双方因为理念的分歧，产生冲突是必然，即使联姻也只能解决一时，却不能保证长久的妥协。赵昺觉得以其等矛盾爆发，不若先
第９１７章 教训(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