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之外。而那些“不可”之民，譬如清洁工、管道工以及农民等等，却处于严厉的律法约束之下，动辄得咎。
当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哪种民，都是需要为皇帝服务的。所以另外一种解释也便来了。那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果老百姓已经完全达标了，那就直接纳入治下，暂时还没达到标准，那就先养着，教育着，让他们达到标准，然后再纳入治下。
比如说，后世有人问“中国古代有没有侵略过别人？”，有个点亮很高的回答是，“难道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充话费送的？”
然则虽然不是充话费送的，差距也不远了。其中诀窍，就在这一种断法里，那些化外之民不断受到中央王朝的影响，最终潜移默化之下，主动纳入体系之中。
比如后世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明朝苏禄国王的仰慕中原文化等等，都是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产生的一系列的反应。
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理解，亦曾经有所发散，最终都湮灭于主流之中，被视为异端。
这不过是其中的一处争论而已。五经之中，两家对于圣人主旨阐述的不同，又何止一处？
主流是什么？当然是作为官学的“今文学派”。
他们由于都是由隶书写成，所以学习起来不用再去管个别的字眼，只需要背诵后去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就好。
当初董仲舒以五行之学结合今文经，以赋予王朝天命之说后，今文学说在滑向谶纬之说的路上一去不回头。
而古文经都是由籀
第27章 玄学小悟(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