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径，那时中央和地方的教学还是以“经学”为准，故而学校主要职责便是让学生“明经”。
可到了武后时代，因她偏好文学取士，故而科举的评判标准，由原本的“经学”转为了“文学”，即偏重于诗词歌赋，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中晚唐时代，高岳当初在礼部南院考试时，所写的策问还狠狠抨击了武后的政策。而明经科呢，考试标准也转向单纯的贴诵，并不需要应试者真的明白经学要义，这样以经学为主的“公学”，因为教学内容和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而迅速衰落，专注于诗词歌赋的“私学”盛起，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玄宗时代不得不强行规定，身为举子，必须有当地州县学校的“毕业证”，随后进中央国子学、太学或四门学，进行适当的进修（入广文馆），而后才能取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以此来保障学校的入学率。将来高竟按照正常的轨迹，十有七八也是靠着高岳的门荫，入国子监（当然高岳若能入三品后，便能入弘文崇文二馆）就学，然后以各种方式踏入仕途。
可唐政府政策的强行规定，在时代的发展前，就是“螳臂当车”的下场。
事实上在玄宗时代，学校教学“学了也没用”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比如开元年间的田琬，这位年轻时和高岳一样，也曾入太学，可学了段时间，觉得《小雅》里整天跟个怨妇似的唧唧歪歪，《大雅》则整天教人如何繁复地“奢侈”，便觉得这玩意学来作甚？我大唐之士，“功业宜先于济理，章句非急于适时”，索性去学骑马射箭、孙吴兵法，随后投笔从戎，立功疆场，最后居然当上安北都护，后来又任易州刺史、高阳军使，仕途直至河东节度使。
到了高岳这个年
13.小马涉溪文(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