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往回看，我们有了后见之明。原来《作伴》那样清丽的文字是日后悲伤叙事的前奏，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场打滚，成为难以超生的孤魂野鬼。回首三十年来的创作之路，有如前世与今生的碰撞，难怪郭强生觉得不胜沧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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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学对同志题材的描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叶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写一个男教员和男学生之间的暧昧情愫，既真切又感伤。庐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滨故人》（一九二五）则写大学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点出同性友谊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这些作品游走情爱想象的边缘，只是点到为止。主流论述对同志关系的描述，基本不脱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贵的《重阳》（一九六?）等。后者将一九二?年代国共两党合作投射到同性恋爱的关系里，熔情欲与政治于一炉，在现代中国独树一帜。
但论当代同志的突破，我们不得不归功白先勇。从六七?年代《台北人》系列的《那满天亮晶晶的星星》、《纽约客》系列的《火岛之行》等，白先勇写出一个时代躁动不安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的伦理、政治坐标。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学的里程碑，也预示九?年代同志文学异军突起。
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如何看待郭强生的作品？如果并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书，我们不难发现世代之间的异同。《孽子》处理同志圈的聚散离合，仍然难以摆脱家国伦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强生的同志关系则像水银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渗入社会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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