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各种身份进行多重人生。两位作家都描写疏离、放逐、不伦，以及无可逃避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总能想象某种（未必见容主流的）伦理的力量，作为笔下孽子们出走与回归的辐辏点。郭强生的夜行之子不愿或不能找寻安顿的方式。在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喧哗里，他们貌似有了更多的自为的空间，却也同时暴露更深的孤独与悲哀——
夜晚降临，族人聚于穴居洞前，大家交换了踌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与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较，那点光幅何其微弱。没有数据参考，只能凭感受臆断。改变会不会更好，永远是未知的冒险。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流散迁徙，各自于不同的落脚处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有人决定出柜，有人决定不出柜；有人不出柜却也平稳过完大半生，有人出柜后却伤痕累累。无法面对被指指点点宁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宁愿一次又一次爱得赴汤蹈火也无法忍受形只影单的人更多。所有的决定，到头来并非真正选择了哪一种幸福，而更像是，选择究竟宁愿受哪一种苦……
——《断代》，页九十二、页九十三
郭强生的写作其实更让我们想到九?年代两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一九九四）以及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一九九七）。两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绎同志世界的他（她）／我关系。《荒人手记》思索色欲形上与形下的消长互动，《蒙马特遗书》则自剖情之为物最诱人也凶险的可能。两部作品在辩证情欲和书写的逻辑上有极大不同。《荒人手记》叩问书写作为救赎的可能，“我写故我在”的可能。《蒙马特遗书》则是不折不扣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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