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上建立的。
但实际上也是上废而下不废，还存在众多长官司。
从理论上探讨，明踵元故事，实行土司制度，明初正是土司制度逐渐完善和发展的时期，基本上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土司制度的矛盾和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和激化，应该说当时土司制度还是处于上升的时期，还不是土司制度的衰败和腐朽阶段。
如果把中央王朝在个别或局部地区实行的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等同起来，显然不甚切贴。
改土归流则是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它的任务并不仅是指废革土官，而且，因贵州土官势弱，改土归流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就明确地说:“土司改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庶先无成心，而有济公事。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无论不足以服人，兼恐即无以善后。如果相安在土，原无异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异于在土也。”
可知，对土司的改流与否，是以其“有无过犯”而定，并非对土官一律革除。
因此，贵州改土归流的任务之一，就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或土目，将强暴者擒拏，懦弱者改置，能改则改，能削则削。
但对皈服王朝而守土相安，并无过犯的土司，则能留即留，未予改流。
贵州改土归流任务之二，就是调整疆界，划拨尖牙，归并事权，以便治理。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春，鄂尔泰以巡抚云南
第三百零八章 循序渐进的转变(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