徭役”。
不仅官户本户如此，而且依附于他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也“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这样，官户便成了躲避国家赋税、徭役的渊薮，投献、诡寄、花分、寄庄诸弊随之而生。
不仅奸徒恶棍将有主之田投献官绅，而且“弱者率献田于其豪”，甚至庶民富户也“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
而徐阶案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海瑞第一次接触徐阶案，是在明朝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海瑞作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因江南水灾巡历上海县，查看吴淞江水患情况，同时允许农民检举乡官的不法行为，勒令退还被侵占的民田，并平反冤狱。
晚明江南农村的“投献”问题非常严重，海瑞当时所面对的案情是十分复杂的，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说，徐阶家族与佃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主——奴”或者“地主——长工”，由“投献”这种土地流转形式所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晚明当时的总体社会环境中可以说是“合法”的。
第一种关系是“受献一投献”关系，从史料来看，主要表现为“主一仆”关系。
首先，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徐阶的田产中有很大部分是通过“投献”的方式获取的。
有些学者认为，徐阶家族的主要资产来自于经商，是得益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环境，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徐阶的家世可算是清贫，到徐阶这一辈才渐有起色。除了傣禄，接受“投献”是其“资本原始积累”的开始，
关于晚明“投献”问题的相关说明——以徐阶(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