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有通过特权所兼并的田地，才能为后来的经商资本。
这种关系可在隆庆五年四月发生的孙克弘案可以得到证明，对此案的简略情形，可从高拱的《覆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刺犯人孙五等疏》（《高文襄公集》卷17）中得知
“孙五先年与未到官汉阳知府孙克弘父为家人，后五积有田产，见得徐阁下位居首相，势焰逼人，将原主背讫，将田产等项值银一千五百余两进献徐府充为家人，改名徐五。徐府随给银二万余两载原籍开张典当铺面；
亦有在京华亭人朱堂、王忠并脱逃沈信、沈究学各年月不等，陆续投入徐府，朱堂改为徐堂，沈信改为徐信，并同在官雇工人唐艾领不在官徐僠本银二万余两；
王忠改为徐忠、沈究学改为徐究学，与同在官蔡元、张恩、王忠、沈耀领徐瑛本银一万八千余两，俱于东安外假以开张布店……”
从这里可以看出，“投献”完成后，“投献者”如孙五、朱堂、王忠、沈信、沈究学等人分别改姓为徐五、徐堂、徐忠、徐信、徐究学，且被冠以“家人、义男、“过继子”等身份，徐阶与他们之间形成“主一仆”关系，这就是后世学者将徐阶案作为“奴变”的原因所在。
第二种关系是由“不敷产价”而形成的，即一种特殊的“典买主一典卖主”关系。
明代对于“投献”的惩罚极重，一般情况是要被判充军。
在弘治《问刑条例》（《明代律例汇编》）中就有类似规定
“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豪势要之家，捏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
关于晚明“投献”问题的相关说明——以徐阶(4/9)